当“不能输在起跑线上”成为一代又一代父母的焦虑，当县域中学的孩子被反复告知“考出去”才是唯一的出路，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追问“我到底想要什么”……这些问题的答案，其实都指向同一个被忽略的追问：真正的成长，究竟在哪里发生? 近日，新京报书评周刊联合香港大学北京中心举办“成长的发生地——在环境、教育与心灵之间”对谈活动。香港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、社会学与人口学讲座教授文鸣，北京大学教育学院长聘副教授林小英，香港中文大学高级讲师、原清华大学积极心理学研究中心副主任赵昱鲲，分别从社会结构、教育制度与个体心灵三个维度出发，试图回答这个看似朴素却难以说清的问题。 活动现场，三位嘉宾的研究与思考恰好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追问链条。文鸣关注的是，一个积极发展的青少年需要什么样的社会支持与家庭联结；林小英追问的是，在做教育决策越发困难的今天，我们如何保卫闲暇，又如何在错综复杂的选择中为自己寻找一个出路；赵昱鲲则回到个体内部，以一个理性主义者的心理成长过程为例，探寻人在环境与制度之间如何获得意义感。这场对谈没有给出标准答案，但它再度提醒我们认真想想：如何才能真正长成自己的模样？ 活动现场。（从左至右依次为牟丹，文鸣，赵昱鲲，林小英） 人的发展绝对不是一成不变的 文鸣的研究专注于儿童与青少年发展。她的核心追问是：孩子要长成参天大树，需要何种土壤、联结与支持？作为最主要的成长环境，家庭与学校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塑造人的发展轨迹。有趣的是，这并非她最初选定的研究方向。她的博士论文研究老年健康，直至长子十岁时，她才转向儿童发展研究。这次学术转向，让她获益至今。 当聊到成长发生的场域，文鸣十分看重环境如何形塑一个人的成长。深耕儿童发展研究的她，对这场升学角逐别有一番感触。她在活动现场，讲述了一件当天早上才发生、令人扼腕的真实事件：“我同事的先生今早带六岁的孩子去一所香港名校参加小学首轮面试。一同应试的另一个家庭，因为迟到五分钟，被校方拒绝面试。那位爸爸当场下跪大哭，但学校职员最后还是没有让他们进场。” 这一幕，足以映照整个社会深陷教育竞争的狂热。 文鸣。 面对这样的社会氛围，文鸣在研究中不断追问：儿童早期发展的差异，是不是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已经显露出来？家庭资源会怎样落实到孩子每日的成长环境里？而家庭以外的环境，又在发挥什么样的作用？多项实地研究的量化数据都证实，父母教育背景、家庭收入与地区资源，都会直接影响孩子的成长。 随着孩子慢慢长大，陆续离开家庭进入校园，家庭对儿童发展的影响是否会随之减弱？以素有“儿童友好城市”美誉的杭州为例，相关数据显示当地幼儿入园率高达95%以上。我们或许会猜想，当前学前教育如此普及，由家庭因素造成的儿童发展不平等，是否就能有所缓解？然而研究发现，父母的教育水平与孩子就读幼儿园的质量呈正相关。随着孩子年龄增长，家庭的整体影响力虽会减弱，但家庭的社会经济资源与家庭关系氛围，依旧举足轻重。不过，这类原生环境带来的差距，可以通过后续资源支持得到一定 “补偿”。来自香港的早期儿童发展追踪研究（HK-CHILD）数据显示，如果学前儿童参加三种或以上课外活动，受家庭背景影响的发展差距便会显著收窄。 因此文鸣认为，人的发展并非一成不变。我们需要转换看待青少年的视角：过去谈及青少年，我们常常忧心忡忡，习惯以“病理” 的视角审视 —— 寻找问题、关注缺陷。但她提出，大多数青少年本身积极向上；即便出现一些问题行为，他们依旧具备很强的可塑性，蕴藏诸多内在资源，有机会成长为正向发展的个体。在她看来，能够实现积极发展的青少年，兼具能力、自我价值感与良好品格，并且能与家庭、学校、社区这些重要的社会场域建立良性联结。 “环境既会延续差异、传递风险，也能够提供资源支持，带来补偿与改变的机会。所以希望我们这些成年人，都能更深入理解这段成长历程。”文鸣说。 在今天做教育决策， 是一个反向用力的过程 “刚才听文鸣教授的发言特别有收获，但是也有很多害怕，在这个时代做教育决策确实相当不容易，它涉及家庭，甚至还不只是两代人一起来做决策的事儿。”林小英感慨，面对这个困境我们还能做些什么，在她看来这是一个“反向用力”的过程，我们需要更加重视保卫孩子们的自由闲暇时空。 林小英。 林小英从现在社会对教育的热望如何兴起说起。她提到，追求更高的受教育程度来彰显教育荣耀，这基本上是刻在国人文化基因中的。“受儒学文化传统的影响，科举公民进阶的次序，就是换算成今天我们去追求教育。一方面，我们仍然相信读书改变命运。然而另外一方面，当看到一部分企业家不是通过教育而成功的，‘读书无用论’也会上来。因此，‘读书改变命运’，与‘读书无用论’这种反智主义相互交替。家长的心也如钟摆一样来回摆荡。” 这种趋势背后是几方合力的结果，父母拼尽各种资源督促子女学习，把他们送去更严苛的学校；老师拼命把学生的耐力激发到极限